就大而言，中国缺乏求“真”优于求“善”的文化特，也就失去了工理发育的足够动力，只能睁睁看着西方在数学、理、化学、生学、航海学、地理学、天文学等方面后来居上，直到工业化的遥遥领先。

这是现代中国人的一桩遗憾，但不一定是古代儒生们的遗憾。对于一个习惯于孙绕膝丰衣足终老桑梓的民族，一个从不用长途迁徙到漂泊四海为家并且苦斗于草原、原和海岸线的民族，它有什么必要一定得去天下那么多闲事？包括去逐一发现普适宇宙的终极真理？

孔和孟后来都成了政治家和社会理论家，其实是不能不虑远的，不能不忧国忧天下的。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，循着这一思维轨，他们以“国”为“家”的放大，以“忠”为“孝”的延伸，由近及远，由亲及疏，由里及外，编织儒家的政治和理。但无论他们如何规划天下，上述两则故事仍中国式理法系的亲情之源和亲情之，留下了农耕定居社会的文化胎记。中国人常说“合情合理”，“情”字在先，就是这个理。

同样是因为近事重于远事，实用济近，公理济远，实用重于公理自然也成了中国人的另一项文化选择。儒学前辈们“不语力怪神”，又称“不知生焉知死”，搁置鬼迹神踪和生前死后，于是中国几千年文化主一直与宗教隔。与犹太教、婆罗门教、基督教、伊斯兰教等文明地区不同，中国的知识英队伍从来不是以教士为主，而以世俗的儒士为主，大多只关心吃饭穿衣和齐家治国一类俗事，即“人情”所延伸的“事情”。汉区的多数士和佛僧，虽有过探寻宇宙哲学的形而上趋向，仍缺乏足够的理论远行，在整个社会实用氛围的习染之下，论着论着就实惠起来。学多沦为丹药、风、命相、气功一类方术，佛门也多成为善男信女们求、求财、求寿、求安的投资场所，成为一些从事利益易的教门连锁店。一六二〇年，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·培写：“印刷术、火药和磁铁，这三大发明首先是在文学方面、其次是在战争方面、随后是在航海方面，改变了整个世界很多事的面貌和状态，并引起无数变化，以至似乎没有任何帝国、派别、星球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务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。”培提到的三项最伟大技术，无一不是来源于中国。但中国的技术大多不通向科学，仅止于实用，缺乏古希腊从赫拉克利特、德谟克里特一直到亚里士多德的“公理化”知识传统——这个传统既是欧洲宗教的基石，穷神之理；也是欧洲科学的基石，穷质之理。

实也就够了。在这里，近则舍预，远则闭门回避，对待同一事态可有两反应。孟的生存经验无非是：同情心标尺可随关系远近而悄悄变易，“情不及外”是之谓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