嘴唇颤抖。她说，世钧，我们回不去了。张爱玲的温柔都留给了《半生缘》，但爱情的本质也在这部作品里灰暗、凋落，终于一地败絮，如今再想起只觉得唏嘘。

从此他的身形成了屏风上文竹的影，恍惚、隐约，甚至鬼祟，渐渐的，在我的记忆中飘逝。

而和孙长青的认识，倒像是人生的另一个岔子，毫无防备地遇上了，只因为一篇。可见缘分的开端那样轻易，令心魂产生一忽儿的晃荡，觉得不真实。

他是杂志社的审稿编辑，主宰着我笔下人物的生死，一个不快，扼于摇篮，便难见天光。

如今世道难，写更难，叫一群不懂文字的人来审另一群在文字堆中打滚的人本就是笑话。时代的浮躁像煮开的水，没有一朵水泡是长久停留的，人们的也变得浅尝辄止，追求刺激，于是作者们一起聊起天，倒开始怀念起那个纸稿投递，编辑用心的年代了。

我写了一篇模仿《怨女》的短篇，讲述的是大宅院内丈夫在外养小相公的传统女性的悲剧，她因为长久的寂寞而勾引了前来给她探病的年轻西医，此前她只知中医，而中医又多半年迈，缺乏生机。

西医是她生活的旧世界里一注新鲜血液，长青则是我这篇的救星，——他把原本被拒的稿件重新读了一遍，令我通过，还特地邀我见了一面。

长青比我高出半个头，倒三角的脸儿，两颊丰润，细长眼睛，思考时喜欢微微蹙着眉，用食指慢慢揉动眉心，待有了结论，松口气，眉间的川字消失了，倒像是被他揉化了似的。

他说：“我最喜欢这句。”用手指着打印件上他用红笔划出的句子。

那是这样一段话：她轻握住他拿着听诊器的手，将听诊器的一端放在自己的心口上，她按住他的手，用力地，像握着一个渺茫的冀望。

我笑了，因为这也是文章里我最得意的一句话。

本以为的拒稿被他施以回春妙手，终于在杂志刊登，他说我的文字从张爱玲那一脉，又说这篇与苏童的《妻妾成群》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他一夸我，我心头的欢喜便流光溢彩起来，但很不好意思，遂低头笑，担心态度骄傲，有损好感。

一来二去，他告诉我审稿时常依循的标准，我依照标准再对文字修改，有时他也让我不必循规蹈矩，标准是死的，文字是活的，让我放开写。

文字自由了，心也如不系之舟，飘然而去。

那天我去他的住处与他商议文稿的几处衔接，聊到一半他替我冲了杯咖啡，我百无聊赖抚弄着衣袖，却发现衣服前后穿反了。他将咖啡搁在我手边，径自去坐了，我坐立不安，——本不觉得别扭，待发现穿反衣服后怎样也不对劲，正襟危坐也不是，斜签着身子也不是。

长青正口若悬河说着，我见他偶蹙偶释的眉头，阳光从窗棂筛下缕缕丝绦，将他笼于其中，连眼眸都是晶晶熠熠的。如用手去熨烫那眉间浅浅的一道川字会当如何？——我窃笑着。

与他相处这些时日，不说灵犀相通，倒也将他性情摸了五六分，只在最后一道关卡……

我的诡计是一时兴起，抑或早已绸缪，连自己也无从知悉。但我倚着桌沿，一手佯作不舒坦地捏着后颈，眼神上下逡巡，伺机突破他的防线。

正是此时——

长青将目光从手指点着的文稿上移至我的两颊，我轻轻叹了口气，他问：“你怎么了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