所谓的协饷，就算由面，协调各省调拨银两维持军政开支，又因开支多用于军饷，因此而得名。怎奈如今朝廷早就不复乾隆朝那大一统的财政系，也不像乾隆朝那般一言九鼎。要协饷，只能让左宗棠自己拉下老脸和各省督抚们商量，而这对于左宗棠而言，恰恰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

左宗棠在西北用兵，每个细微的动作都牵涉到大笔银的，但是他督抚的甘肃陕西二省在当时又是了名的鸟不拉屎的贫瘠之地，就算刮地三尺也刮不军饷来。因此左宗棠只好请求开乾隆朝旧例——各省协饷。

说你要是人缘好一些，大家都好商量，同朝为官谁没有个困难的时候，能帮自然就帮你了。例如曾国藩在剿长的时候向各省协饷，因为立意立得因为太平军对儒生和孔的迫害和轻视，曾国藩打的旗号是维护圣人，占足了德制，令人无法拒绝，各省督抚是一呼百应，数百万两的协饷不费什么周折就能筹到。可是左宗棠的人缘偏偏就极差，沿海各省督抚本就不拿左宗棠当盘菜，借筹办海防，自顾尚难，纷纷要求停办或缓办协饷，左宗棠曾屡次奏请朝廷各地方及时协饷，然而“一任函牍频，率置不答”。

接下来就是大倒苦，说西北已经欠了数百万两的军饷了，如果这时候再不给钱，西北的屏障就不保了，如果西北的屏障不保，陕西和外蒙古也就危险了，这两地危险，察哈尔和直隶乃至京畿也就危险了。因此如果要从我西北上抠银去加海防，我左宗棠是绝对不能接受的！

没就有现实的危险，“窃维泰西诸国之协以谋我也，其志专在通商取利，非必别有媒……商贾计日求赢，知败约必碍生计也，非甚不得已，何敢辄发难端。自船开办，彼挟以傲我者，我亦能之；而我又博心抑志，方广求善事利益为之备；谓彼犹狡焉思启，顾而他之，似亦非事理所有。”既然西方各国无意侵犯，而自己也已有足够的准备，海防不足为虑，言下之意就是应该全力西征。

这就是“国者”左宗棠的国动机——抢钱！而且是从海防的手中抢钱！

在给好友谭钟麟的私信中，左宗棠曾直言不讳的表达了对银的渴望：“饷事奇绌，实缘时论正急洋防，所有各省关常年协款均被占去。”“大抵财源只有此数，洋防不减，防增无可增，将来非从此着想，别无生发。”此的所谓“洋防”就是海防。

意思很明确：朝廷搞海防我是没有意见的，但是我这里该给我的银一分都不能少，想从我这里抠银去搞海防想都不要想，而且还得继续在我这里加银，否则：要是匪类打到紫禁城，责任就不是我左宗棠的了。

丁宝桢对海防的态度是鲜明的消极对待，虽然山东省地沿海，海防位置重要，但是丁宝桢反对一切动用山东省资源来行国家层面的海防建设，对于铁甲舰的态度也是明确的消极反对，称山东省不会掏一个儿。而李宗羲认为最有效的海防是反登陆作战，放弃洋面，将敌人诱上海岸聚而歼之，本质上和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的想法并没有什么区别。本质就是严守海岸要，不与敌海上争锋，反对在他们看来“铺张奢靡”的海军舰队，心诉求是省钱，而为什么要省钱呢？因为左宗棠西征的协饷中相当多的一分都是从他们督抚的省份所的。同时，在海防筹议中态度暧昧的那些督抚，多多少少都担负着西征的协饷“重担”，怕再钱。

钱要不到，又不肯拉下脸去求，左宗棠急中生智想了借息洋款，利用洋款的额利息来迫各省自己承担的那份协饷的招。

如果这仅仅是左宗棠一人之论，中枢倒也可以不那么在意，毕竟他不是这次大讨论的主角，给他抄寄“恭六条”也只是征询意见而已。但左宗棠并不是孤独的，他有他的同盟者，虽然不多，但位置却很关键——山东巡抚丁宝桢和两江总督李宗羲。

“若此时拟停兵节饷，自撤藩篱，则我退寸而寇尺，不独陇右堪虞，即北路科布多、乌里雅苏台等恐亦未能晏然。是停兵节饷，于海防未必有益，于边则大有所妨，利害攸分，亟宜熟思审者也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