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英雄所见略同，呵呵。”李鸿章亦抚掌大笑起来，引来了后不远的卫兵们的阵阵侧目。

“知我者少荃兄也。”林义哲笑，“暂时想到的两项，便是这电报和铁路。”

在近代中国所面临的诸多新技术中，铁路可以说是最棘手的。而其棘手，不是因为技术有多么的、铺设有多么的艰难，而是意识形态上的“大是大非”！

电报事业遭到抵制，反对派的最大理由竟是“破坏风”。在朝中有官员提架设电报的提议后，工科给事中陈彝立刻在一奏折中认定，“电线之设，地底，横冲直贯，四通八达，地脉既绝，风侵，势所必至，为孙者心何以安？传曰：‘求忠臣必于孝之门’。即使中国之民肯不顾祖宗丘墓，听其设立铜线，尚安望尊君亲上乎？”掌握德制清言官一旦搬“忠孝”两字，举朝之内便无人敢于抗辩了。

从1867年起，朝廷上下就为应不应该修建铁路吵翻了天。在有官员提修建铁路“以通天下之利”的建议后，福建巡抚李福泰便激烈的上书反对，他指责电线、铁路都是“惊民扰众，变风俗”的有害之，而且，修建铁路逢山开路、遇架桥是惊动山神、龙王的不祥之，会惹怒神灵，招来大灾难。他还认为无论是外国商人还是中国商人，只要修铁路都将使“小民困苦无告，迫于倒悬”，结果都是“以豪而夺贫民之利”，所以不仅不能同意外国人修铁路，而且同样要禁止中国商人修铁路。连比较开通的三通商大臣崇厚也奏称，“铁路于中国毫无所益，而贻害于无穷。”江西巡抚刘坤一也认为“以中国之贸迁驿传”，本不需要铁路。

近代中国外患频仍、内不断，时时军情急，建设瞬息万里的电报传输系无疑是一直危境的清政府的当务之急。事实上，早在1870年，英国大东公司和丹麦大北公司已在中国敷设电报电缆。大东公司获取了在上海以南各通商岸海设置海底电缆的权利，并架通了印度经新加坡到中国南沿海到香港的线路，而大东是沙俄皇室的丹麦大北公司则架设了从海参崴到上海、香港的海底电缆。到1871年6月，中国实际上已被纳世界电报网络之中。这样，外国在中国经商、谈判等各事项都可以在瞬间传递信息、下达命令，而中国依然故我，不许架设电报线，仍靠匹驿送信传令。在这“信息战”中，优劣对比实在太过悬殊。

这一次日本侵台湾，远在北京的大清朝廷是靠了林义哲的速通报舰搞的“船递”才在七天后得知了消息，立刻了反应。而正常的关于台湾军情的报告经过传统的“驿递”，竟然费了一个月才到达京师！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大怒，决意架设中国自己的电报线路，而在一些官员适时提来架设电报线的建议不久，清们仍然群起上书反对，并再次祭起了“孝”字的法宝，至使中国电报的架设再起波澜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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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上次借着‘园工’的名目，办了几件大事，都是绝妙之笔，听里李总说，‘天地一家’已然完工，我估么着，皇太后今年的万寿大典，就会在‘天地一家’兴办。这是个好机会，你想过要利用一下么？”李鸿章又问。

之过急。”李鸿章话锋一转，对林义哲说，“最要的，是在皇太后那里立稳脚跟，站得住了，便可不惧清非议。”

当时国《纽约时报》曾记载说：“天朝的人民无法理解电报的工作原理，他们认为是洋人雇用了机而无形的鬼神，在线路内来回穿梭，传递信息。如果在电报线附近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情，立即就会有人造谣，比如说其中一个传信的邪神玩忽职守，从电线里跑来，迷路了，因此导致祸事发生，等等。这谣言通常会引起，暴徒们将毫不犹豫地冲过来，砸毁机。有一次，因电报线附近某个人生病，一夜之间，1英里长的电报线就被毁坏了。”关于电报的争议，可以说一直吵到了现在还没有完事。

而除了电报，更加阻碍重重的，便是这铁路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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